1002

毛泽东一生勤奋学习，不仅有丰富的学习经验，在求学方面也有丰富的思想。毛泽东的论学思想主要有：学要胜古人，积学贵有恒，书要反复读，广收博览，系统钻研，勤动笔墨，学思结合，不闭门求学，学离不开问，善于挤和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等。

毛泽东是个终生与书为伴的人，他热爱学习热爱读书无人能比。毛泽东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自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善于挤时间看书学习。长沙求学时期他勤学苦读，革命战争年代他利用战争空隙争分夺秒地研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加嗜读。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就像个书天书地，居室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连厕所里也摆放着书。为了读书，毛泽东把一切能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他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之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书本翻阅起来。他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把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选》等书断断续续地看完了。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时，毛泽东也总是带着几箱子书。路途中他不顾列车震荡颠簸，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读得津津有味。到了目的地，毛泽东同在北京一样，书架上、桌上、茶几上、床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读起来。有一次，毛泽东高烧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毛泽东这才高兴地笑了。直到病重临终之前，毛泽东也未放弃对书本的钟爱。在1976年9月7日至8日下午的弥留之际，毛泽东仍在坚持看文件、读书。据医疗护理记录，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共11次，达2小时50分钟。其中有一次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看了7分钟的书，就又昏过去了。十多个小时后，毛泽东在书香味中离世了。

毛泽东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是他成为伟人、做出丰功伟绩的先决条件之一。在数十年的读书生涯中，毛泽东积累了渊博的学识，也有着丰富的学习经验。毛泽东常常论及学习，其论学的思想非常丰富。毛泽东是怎样论学习的呢？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学要胜古人

这一观念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期形成的，并且受到老师的巨大影响。在毛泽东早年所作的《讲堂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在现实中，毛泽东也确实是才胜今人，学胜古人。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立志探寻宇宙的大本大源，想读尽天下书。他曾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写道：“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毛泽东虽然没有购买并读完这些经史子集，但已读了不少，故对“国学”造诣很深。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宋明理学，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二十四史，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学说等，他都作过认真的研读。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西方近代的著作也读了不少，如在1912年下半年，他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就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书，对西方近代进步思想有较好的把握。从1920年开始，毛泽东到北京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后，就开始潜心钻研，不断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并完成世界观的转变，终于成为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依据中国国情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时代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它把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其军事思想值得特别称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了它，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蒋介石领导的军队，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继孙子兵法后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是毛泽东学胜古人的一个杰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哲学、诗词、书法等方面的成就也都胜出古人。凭借《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成为举世闻名的哲学家。经过刻苦练习书法，毛泽东练就无人能比肩的狂草“毛体”。作为诗词大家，毛泽东留下了许多首脍炙人口甚至动人心魄的佳作，其所赋诗词之格调均在同代人及古代人之上。毛泽东历史知识之丰富，更是一般史学家难以企及的。

积学贵有恒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曾说：“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因而他立言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用功读书，持之以恒。毛泽东还曾写过一副自勉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它是化用明代学者胡居仁所撰的对联：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这副对联体现了毛泽东对积学贵有恒精神的称道。在1917年为同学萧子升自订的读书札记本《一切入一》作的序中，更显露出了毛泽东的积学贵有恒的观念。他写道：“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知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顾究诘也同，而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在说明积不积学问与有获有不获的重要关系后，毛泽东进而把读书积学比作修筑百丈之台，需从一砖一石开始。他说：“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读书、积学，恒久而不间断。他的似百丈高台的渊博学识，正是日积月累、一砖一石地筑起来的。毛泽东自幼时起饱读诗书、且终生吟诗、赋诗，后来成就为伟大诗人。这中间他付出了常人未曾付出的努力。例如，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曾把屈原的《离骚》一丝不苟地抄录到笔记本上。1958年，已是大诗人的毛泽东在游览成都武侯祠时，曾将祠中的数十副对联全都让随行人员抄写下来。毛泽东之所以成就为哲学家，也是他终生注意研习哲学的结果。在延安时期，已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身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曾亲笔作了3000余字的摘录，还致信艾思奇虚心求教。

书要反复读

毛泽东提倡读书要“三复四温”。三复四温的读书能读出品味、读出与众不同的心得。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对喜欢读的书，一遍又一遍地研读，一次又一次地加深理解。每读一遍书，他习惯在封页上画上一个圈。从中南海故居保留下来的书籍中，可以看到许多书的封页上画有四五个圈，这说明毛泽东对书读了四五遍。有些书，页面上留有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画批注，这是毛泽东不同时期反复阅读留下的手迹。毛泽东最喜欢读的是中国历史书，如《史记》、《资治通鉴》等，这类书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多次读过，对一些篇目能背诵如流，但他对之长读不厌，晚年仍在反复阅读。一些重要的马列著作、哲学和党史类以及文学类的著作，他更是反复研读。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都读了十遍以上。如《昭明文选》，他阅读批注过的版本，存留的就有三种。此书他青年求学时代读过，20世纪50年代他又读，60年代再读，70年代仍又读了好几遍。对《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毛泽东几乎是从小读到老。对于这些古典小说，毛泽东同时把它们当作历史来读。而对于《红楼梦》，毛泽东读得更仔细，并且至少读过10种不同版本。毛泽东曾说，《红楼梦》要读过五遍以后才能有发言权。由于有独特的阅读视角，毛泽东从书中看出了当时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对于韩昌黎诗文全集，除少数篇章外，毛泽东都曾一篇篇仔细琢磨，从用词汇、章句到全文意义，他都有很好地研究。对于全集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背诵如流。

广收博览

读书广收博览是毛泽东一贯提倡和践行的。1957年10月，毛泽东在给秘书林克的信中曾这样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这句话其实也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自己的读书范围就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到马列著作，从古代作品到近人新作，总之，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宗教、地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报纸杂志，都在毛泽东的涉猎范围。到了晚年，毛泽东读书时侧重的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著作。文学书籍中，包括诗词歌赋、楹联、笔记小说，毛泽东都百读不厌。对于文学作品，毛泽东一方面是在鉴赏和品味，另一方面也把它们当作“历史”来读，因为那些诗文小说之中深埋着历史事实和思想。中国历代史书则是毛泽东的最爱，对此他几乎什么都读。除《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正史外，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等毛泽东也读，甚至连小人书都不放过。毛泽东读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他非常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以从中找出可资利用的东西。正因为熟谙历史，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讲话中，常常引用中外史书上的历史典故来阐明深刻的道理，也常常借助历史的经验来指导自己领导的革命事业。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过，读书可以使人增长学问，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段话点出了知识对人的重要性。这也许就是毛泽东为何一生博览群书、吸取新知的动力所在，同时也是毛泽东为何要革命者努力学习、认真读书的真谛所在。毛泽东之所以成就为大思想家，不仅在于他有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更在于他读书时广收博览，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知识结构

系统钻研

毛泽东提倡博览群书，同时又提倡认真研究、系统地掌握书本知识。毛泽东对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和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深入了解，从他的著作和演讲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同时，从他的存书和借书的情况也可以窥其一斑。在中南海毛泽东近10万册的个人藏书中，主要有这么几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集与选集；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各种教科书和理论书籍；中国历史典籍及各种中国古书，包括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部分收藏），各代笔记体小说、随笔，诗词、文论及市井笑话集；中国近现代名著，如《鲁迅全集》、《革命军》等；工具书；有关自然科学的书籍，以及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等馆借书阅览。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66年9月，毛泽东曾从北京图书馆等馆借用各种图书2000余种，共5000余册。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更是号召系统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学习问题时，毛泽东曾这样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对于这种研究，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他还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强调：“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对于自然科学的理论，毛泽东同样有研究兴趣。他认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哥白尼、布鲁诺的著作，坂田昌一、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等科学家的著作，毛泽东曾反复研读过多遍。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系统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著作。

勤动笔墨

勤动笔墨是毛泽东读书时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与毛泽东对所喜之书要反复研读的习惯有关。动笔墨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在读书时常常在书页上圈圈点点，勾勾画画，留下自己的心得或评论。这种与众不同的读书习惯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养成的。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研读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就曾在书页上写有12000字的读书批注。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后，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岁月利用时间读书时，仍保留了这一习惯。在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于有了以延安为中心的较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为全面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尤其是哲学学说，又一次开始发愤读书。他的这种发愤读书，不仅为当时的人们耳闻目见，也通过他所研读过的书籍——后来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留下的手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毛泽东所读过的书页上，到处都有他留下的阅读符号，如竖线、横线、斜线、浪线、三角、方框、圈、点、勾、叉及问号等等。有些符号不止圈画一次，而是杠上加杠、圈外画圈。从毛泽东所留下的批注看，它大多写在书页的天头、地脚、页边、中缝或字旁行间。有不少批注呈“密集型”，即密密麻麻写满书页，这样的文字密集型批注多达100余页。此外，毛泽东在读书时，还细心地改正了原书中一些排错的文字和标点符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专心读书的精神状态。经统计，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毛泽东留下的总字符数为27604个。其中在10本书上作的批注为830条，总字符数为22834个；1篇读书摘要、1篇读书日记及1封书信的总字符数为4770个。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形成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仍然保留着，故他读书时作批注更勤。199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收集有毛泽东阅读40部文史古籍时所留下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这本批语集计有批语314处，总共有6733个字符。其中对16部文学书的批语75处，计2468个字符；对24部史学书的批语239处，计4265个字符。这些读书批注，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历史纪录，是毛泽东读书时全神贯注、细致入微和善于思索的证明，也是我们研究和学习毛泽东读书方法的珍品。

学思结合

毛泽东提倡多思，在学习方面也是这样。这与孔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一致。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青年毛泽东就曾批评学而不思的陋习。他这样写道：“吾国二千年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与这种陋习相反，毛泽东在读书时善于独立思考。尤其是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毛泽东把所读之书放置在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中，注意把握所读之书形成的时代特点、社会条件和作者成书条件、写作动机、指导思想和目的，弄通读透书的内容。他以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从书中鉴取历史兴亡之道，通过品评历代政事，臧否人物，吸取经验教训，悟出自己所需的为政方略，并在同古人的对话中激发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毛泽东以自觉的清醒的批判意识来读书，从不为书所俘虏。在恰当评价书中所言风物政事、以明利害得失时，总是显露出自己的独具智慧。毛泽东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善于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所读之书作认真考证，辨别史学真伪，甚或勘正文字错误，校改和添加标点符号，这是一般人尤其是知识菲薄的人难以做到的。例如，毛泽东喜欢读史，但他却又这样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毛泽东不仅对中国历史有根本的把握，也对历史上忠奸贤庸各式人物及其行为有中肯评价。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他对一些杰出人才的赞誉比比皆是：“臧质豪杰之士”，“生子当如李亚子”，“伟哉虞公，千古一人”。对一些历史人物，毛泽东进行认真比较，如“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李恪英物，李治朽物”，“袁觊无能”，“袁粲死节”。对于一些无能、昏庸、奸佞之辈，毛泽东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给予客观评价，如（刘表）“虚有其表”，“‘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王建庸人，不知政治”，“笑里藏刀李义府”。读书时严于考证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他像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甚至对所读书中的史实哪怕是一些别人认为微不足道的细节也不予忽略。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时，毛泽东也表现出了独立思考、不盲从的精神。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回避了“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问题”。他还指出：“斯大林说，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看来很不妥当。”对于产品分配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总之，在学习态度上，毛泽东认为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另一种是“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他认为前一种态度不好，需要的则是后一种态度。

不闭门求学

毛泽东主张，求学不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要结合社会的实际；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讲堂录》中曾经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向往司马迁周览天下名山大川、开阔胸襟的壮举：“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正是为了践行开门求学，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曾利用假期考察湖南农村。1917年暑假，他与萧子升曾以“游学”方式，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月有余，收获颇多。1917年冬，毛泽东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一带考察。1918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起环绕洞庭湖对益阳、湘阴、沅江作了为时半个多月的考察。通过多次考察，毛泽东真切地了解了农村的实际，他看到农村存在着八种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游民。对农村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的这种了解，为他后来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以及农民问题提供了最初的事实经验。大革命时期，尤其是中后期，毛泽东以极大精力从事组织农民运动的工作以及调查研究工作。1925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故乡韶山“养疴”。他除了对韶山一带的农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外，还调查收集了大量有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材料。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毛泽东特地对当时全国土地占有情况作了调查。从中了解到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及官吏，总共占有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这些调查材料为农村土地革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提供了根据。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华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为了回答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并更大规模地掀起农民运动，毛泽东1927年1月专程赴湖南考察湘潭、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农村中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毛泽东认为，农民在几个月之内做到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运动建立了奇勋。他热情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并以事实有力地批判了在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点和做法。正是在长期、广泛和深入调查农村的基础上，毛泽东不仅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动力，找到了一条革命阵线，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学离不开问

毛泽东认为学习不仅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面向社会生活实践。而读“活”的书本就离不开问，因而他主张学孔夫子的“每事问”。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在批评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时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他还辛辣地讽刺有些蠢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这是“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的。毛泽东批评许多领导者，一接任新的工作就喜欢宣布政见，一遇到困难就叹气、恼火，而不知到自己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毛泽东曾大声疾呼，要反对本本主义，不要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说：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党的正确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从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而在实践中学习需要有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要了解情况，“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毛泽东举例说：“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而开调查会“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毛泽东还表示，自己的志愿是“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毛泽东这种甘当群众小学生、“每事问”的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保留着。1952年12月，他在一次会议上遇见了地质学家李四光，即开门见山地问：“你那个‘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李四光没想到毛泽东会关心地质力学的具体问题，便向他作了解释，说明“山字型”构造是一种地质构造类型，形状如同汉字的“山”字。通过这件事，李四光认为毛泽东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使自己倍受鼓舞。

善于挤和钻

用挤和钻的方法进行学习，是毛泽东尤其提倡的。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学习运动是可能的时曾说：学习运动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大家虽然忙得很，理论书一般也看不懂，但可以想法子解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自从木头让步以来，多少木头钉上钉子，把看不见的纤维细孔，‘挤’出这样大的窟窿来，可见‘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 “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毛泽东是“挤”和“钻”精神的提倡者，更是实行这种精神的模范。青年时期他曾在路灯下看书，甚至躲在厕所里看书。新中国成立后他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但仍利用饭前饭后、节假日、旅途间隙读书。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会议，其间20多天他为了不耽误读书，就在办公室里吃饭。吃饭时他把面前的文件、书刊往旁边一推，端起碗就吃。还未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又投入了工作或学习。有一年夏天在武汉，天气炎热，但毛泽东仍秉灯夜读，汗水从脸颊直往下淌，工作人员拿毛巾给他擦，他风趣地说：“看来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汗水，学到了知识！”步入高龄后，毛泽东体力衰弱、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热情丝毫未减。后来由于患白内障，他的视力极其微弱，只能用放大镜一点点地看书，或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1975年，毛泽东的眼睛做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又开始了大量阅读，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仍手不释卷。毛泽东在学习上提倡“挤”和“钻”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已发扬光大起来。这在人民的好战士雷锋身上表现尤其突出。雷锋曾在日记中写道：“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硬钻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善于钻。”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毛泽东曾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事实上，毛泽东对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这两者都做出了表率。学而不厌首先表现在他对马列著作的学习上。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千方百计找书读。1932年4月红军打漳州时，毛泽东收集到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立即忙着研读和讨论。长征路上，他宁可丢掉衣服也不肯丢掉书。患病的时候，他就躺在担架上读。几十年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及许多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史学等专著。对《共产党宣言》这部经典，毛泽东1920年到北京的时候第一次曾接触到它的部分章节，后来便经常阅读它，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能背下来。1939年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时，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所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被翻阅过多次。对名著《资本论》，毛泽东早在延安时就翻阅过，1954年再次阅读了它。当《资本论》于1956年再版，1968年分成7册以大字本印出时，他先后选读了若干篇章。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一边读，一边在书上做标记。毛泽东对英语的学习同样锲而不舍。

在青年时代他初步学过英语，在延安时期他坚持学习英语。新中国成立后学习环境改善了，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趣更浓了。虽然已到花甲之年，他每天都要学习英语，夏夜十二点还在路灯下大声朗读。每次外出，毛泽东总带着字典学习英语政治书籍。无论在火车上、飞机上，他都坚持学习。毛泽东非常爱哲学。在延安时期，他发起成立哲学学习小组后，每到星期三晚上便约十来个人在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在暗淡的烛光映照下，大家围坐在一起漫谈马列主义哲学。毛泽东每次都亲自主持，并事先指定报告人准备好发言提纲作中心发言，发言后大家跟着发表意见。对每个人的发言毛泽东都认真听，并做笔记。毛泽东同时是诲人不倦的导师。无论是在湖南一师附小任教，还是在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讲课，毛泽东都能深入浅出，讲得非常生动、活泼，且循循善诱。关怀警卫战士学文化是毛泽东诲人不倦的另一个重要例证。1955年，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接见警卫团一中队的全体战士，用商量的口气要卫士学文化。学校开学后，毛泽东不断地关心卫士们的学习情况。他常问一些外出执勤的卫士：“你们工作累不累？你们把学习的东西都带来了吗？”在一次冬季的旅途中，飞机快要起飞了，毛泽东还在向随行的卫士了解文化学习情况，并温和地说：“代数一定得学好！物理、化学好多计算都是用代数计算的，你们要学不好代数，物理、化学也学不好。不要怕难！”他还鼓励卫士说：“你们在这个学校学习七、八年，就成了工农出身的大学生。”毛泽东除询问卫士文化学习的情况外，在日常生活中还常常提问，以启发卫士的求知欲。从天上的行云到地上的流水，从空中的飞鸟到院子里的花木，毛泽东见到什么就问什么，如在游泳的时候就问水的成分是什么？人在水上为什么会浮起来？海水为什么是咸的？在广州就问广州为什么这样热？天热有什么好处？见到老鹰就问老鹰在云中为什么翅膀不动就可以飞？等等。

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

毛泽东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行家，他明确指出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在《实践论》中他曾这样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中，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学风，毛泽东对人们在理论家、理论和实际联系等问题上存在的糊涂观念作了澄清。他说：“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毛泽东进而明确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毛泽东把它们比作“箭与靶的关系”。他说：“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但“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另一方面，毛泽东把对理论的应用或实践本身看作是更重要的学习。这主要是投身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亿万革命群众不是先通过学校培养出来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不断加入的。人们往往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只能是从干中学。因此，毛泽东就有了如下一段著名的话，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一段话：“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来看，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模范。他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于中国革命过程中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党的建设尤其是农村环境中建党的理论，革命根据地及其建设的理论，军队建设理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统一战线理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正是有赖于这些正确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论学的内容，除了以上十二个方面外，还有很多。例如，关于学习要恭恭敬敬、老老实实，不要不懂装懂的论点；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的论点；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学习必须从不自满开始的论点；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的论点；拜一切内行的人为师的论点；学习外国一切好的东西的论点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学习方法为我们获取新知、积累精神财富提供了有益借鉴，毛泽东热爱学习的精神值得我们全党和全社会大力弘扬。当前，要落实建立学习型政党组织的任务，就要像毛泽东那样认真读书学习、学以致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正是时代所需，全党全民所需。

（2010年4月12日《天津日报》）

2009年7月31日,一纸关于读书的倡议书由广东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出———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行动起来,率先垂范,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掀起南粤读书新热潮!

半年来,以“珠岛”为中心的广东政坛掀起了阵阵“读书热”,省委书记、省委常委以及其他省领导带头读书,推荐书籍；各地各部门积极响应,以各种形式广泛开展活动,营造读书氛围。

正如《倡议书》中所言:博闻好学,开阔视野；紧贴实际,敏行勤思。珠岛“读书热”正在为广东发展贡献智慧。

【快乐读书】

“把读书变成乐趣,而不要变成负担”

虽然读书活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得非常热烈,却并不是一项政治任务

近日,“阳光书籍漂流活动”在广东省委办公厅新开设的“阳光读书厅”中启动。办公厅读书小组成员每人至少推荐一本自己喜欢读的书,集中到阳光读书厅统一管理,贴上漂流标签后,放到漂流书架上,由读书小组成员自由选读或借读,阅读完后自觉放回漂流书架上。

书籍的漂流起源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读书人将自己读完的书,贴上特定的标签后,随意放在公共场所,捡获这本书的人可取走阅读,读完后再将其放回公共场所,将其漂出手,让下一位爱书人阅读,继续一段漂流书香。没有借书证,不需付押金,也没有借阅期限。这种好书共享的方式,被誉为“知识因传播而美丽”。

按照这样的模式,“阳光书籍漂流活动”在阳光读书厅中设立“漂流书架”。与传统“漂流”不同的是,阳光读书厅的管理平台将定期统计并发布漂流书籍的漂流次数,漂流次数最多的书籍被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书”,该书的推荐人将获得一定的鼓励。

让书籍漂流起来,是广东省委办公厅继举办多次“读书学习讲堂”后的又一读书创新活动。省委办公厅读书小组有关负责人介绍,“读书热”已经形成,今后,读书小组还将寻求更为灵活实用的方式,为各级领导干部读书创造氛围、提供便利。

目前,省委办公厅已经成立6个读书小组,采取单月分组讨论、双月集中学习的形式,交流读书心得体会。已举办了2次分组学习讨论和3期“读书学习讲堂”,70多名干部谈了读书心得体会。在此带动下,各地市委办公室(厅)纷纷发出倡议,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积极行动起来。由珠岛产生的“读书热”正在向整个南粤政坛蔓延。

广州市委办带头成立13个读书小组后,广州市人大、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协和市直机关也纷纷成立读书小组,明确学习计划和目标,启动读书活动；深圳市委办制订了读书竞赛活动制度,每年开展两次读书竞赛活动；汕头市委办聘请专家学者作指导,坚持每月举办一次专题辅导报告……

省委书记汪洋作出批示:“成效初见端倪,坚持下去,促进形成风气。”

成效体现在“坚持”和“风气”上。虽然读书活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得非常热烈,却并不是一项政治任务。汪洋提出了快乐读书的概念,他说:“读书活动,贵在坚持。开展读书活动,是为了营造一种良好读书氛围,切忌用任务式的方法和单一的标准去衡量读书效果。”“开展读书活动要更注重个人效果,结合个人兴趣、爱好,提倡快乐读书,把读书变成乐趣,而不要变成负担。”

【书记带头】

“多一点读书学习,少一点吃喝应酬”

“多一点读书学习,少一点吃喝应酬”,这是汪洋曾经提出的要求,也是他力推“读书热”形成的原因之一

很多学生刚刚走进高等院校的时候,总是会拿到教授推荐的长长书目,象牙塔的氛围下,读书成为必然的选择。步入社会以后,读书似乎更成为一种自我和自觉的学习提高方式,或是兴趣所致,或是工作所需。

很多领导干部平时也读书,但很少形成大群体中的广泛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7月份以来开展的读书活动打破了“自我”,推动了“自觉”,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的要求让整个广东政坛凝聚了浓厚的读书氛围。

应该说,广东历届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已经举办了60多期的“广东学习论坛”就是最好的例证。而珠岛“读书热”的形成,让学习氛围扩大到党员干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

广东需要这种浓厚的学习氛围。从近期来看,学习氛围的形成对广东官员获取最新的发展信息、提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判断能力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从长远来看,在领导干部中形成的“读书热”将推动他们个人修养和工作能力的提高,阅读带来的启发和积淀的知识将通过各级领导干部为广东发展贡献智慧。

“读书热”的兴起要从省委书记汪洋说起。2007年底,汪洋到广东后主持召开第一次省委全会,会上汪洋畅论解放思想时曾专门推荐了他当时正在读的一本书《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作者是曾经接待过小平的陈开枝。汪洋现场朗读道:“当时吴南生看到汕头很穷,向省委请缨去办特区,说,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这本书对汪洋的触动很大,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在广东继续解放思想的必要性。

还有一本书叫做《世界是平的》,也是汪洋的“偏爱”。在重庆任市委书记期间,汪洋就将此书当做寒假作业布置给重庆市的党政官员,到广东任职后汪洋又在多个场合大力推荐这本书。

后来,汪洋还专门邀请该书作者、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到广东访问,他当时对弗里德曼说:“我和我的很多同事通过阅读《世界是平的》,加深了对网络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了解,对指导工作很有帮助。”

《南方周末》曾载文称,阅读已不仅是官员个人私趣,更成为他们灌输理念,整饬官风的特殊工具。“多一点读书学习,少一点吃喝应酬”,这是汪洋曾经提出的要求,也是他力推“读书热”形成的原因之一。

在省委书记的带动下,广东官员向同事推荐书籍、交流读书心得的现象越来越多,很多平时被珍藏于柜的书籍都展示出来:《张居正》、《货币战争》、《广东九章》、《让思想冲破牢笼》、《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世说新语》……

【读书成效】

无法也没必要进行量化考核

倡导读书绝非教条主义,也就是说,广东倡导官员读书更多要从自身修养出发、从实际出发

实际上,读书的大众氛围培养早已有之。每年的4月23日,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读书日,在这一天,我们可以想起很多文豪,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纳博科夫……或生辰或忌日。然而,当这种大众氛围在中国官场中被高层官员的身体力行所带动时,顿时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对官场文化的关注,也是对官员施政修养的关注。

今年8月22日,作为读书倡议发起单位之一的省委办公厅举办了第一期“读书学习讲堂”活动,省级、厅级、处级、科级官员平等交流,没有了工作汇报式的语言,更多的是激扬文字、畅享体会。汪洋作为读书学习小组成员参加了活动。

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少华当时刚刚读完四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选择这样一部历史小说,并以《明史》进行佐证阅读,徐少华在讲堂上谈读书体会时说,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历史是一面明镜,看了这部关于历史改革人物的小说,我的体会是:改革必须顺应天下大势,改革必须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和使命,支持改革的力量必须足够强大,改革者的道德品质必须树得正立得起,要使改革成果造福社会必须承前启后……

有学者将这种选择和推荐评价为以书佐政,正如汪洋推荐《世界是平的》,而在其施政过程中就高度重视互联网的作用,接连与网友座谈、对话,并欢迎网友灌水拍砖。

当然,倡导读书绝非教条主义,《倡议书》中已有明确:弘扬传统,乐于读书；博闻好学,开阔视野；紧贴实际,敏行勤思；生动活泼,形式多样。也就是说,广东倡导官员读书更多地要从自身修养出发、从实际出发。

例如,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郭跃文谈了他读《让思想冲破牢笼》的体会。“首先一点,这本书让人的视野更加开阔,产生‘越界思维’。”“这种越界与实际工作紧密相连,打破了思想桎梏,这让我联想到广东进行的解放思想,想到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实施后形成的三大经济圈。”

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读书活动,也不是简单的学以致用,而是要让读书成为各级领导干部提高自身修养的重要手段,用素质的提高来推动工作的开展,并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开动脑筋,对现实中的疑惑进行深入思考,为长远计；同时,要让读书在领导干部之间形成风气。

因此,省委、省政府参加读书小组的部分成员认为,探讨读书活动的成效不应以单纯的“实绩”来论,更无法也没必要以量化指标进行考核,这是自我修养和能力提高的问题,是学习氛围形成的问题,更关系到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制度保障】

想方设法不让“读书热”冷下去

读书活动开展到现在,确实存在积极性的可持续性问题,以及工作任务重与挤出时间学的工学矛盾问题。但这些问题已经不需要争论,重要的是怎么解决,如何协调

读书活动,贵在坚持,坚持了活动也就坚持了读书。“既然读书已经‘热’起来了,就要想方设法不让它冷下去。”

虽然有人觉得读书活动是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对一个群体和整个社会来说至关重要。“让本来乐于读书的人更加乐读,让本来很少读书的人变得投入。”省委办公厅读书小组有关负责人表示,读书活动开展到现在,确实存在积极性的可持续性问题,以及工作任务重与挤出时间学的工学矛盾问题。但这些问题已经不需要争论,重要的是怎么解决,如何协调。

基于这个考虑,省委办公厅读书小组接下来将健全读书活动的有关机制,完善制度保障。例如,建立读书活动引导机制、长效机制和激励机制,举办读书节、读书沙龙、读书讲座等读书活动。

“我们有个想法,希望能够创办一个读书网,为党员干部读书提供选择、交流的平台。”该负责人说,学习要靠自觉,也要靠环境。未来我们希望能创造更好的环境让党员干部在工作之余好好学习。

按照读书小组的设想,今后要把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专题辅导与集体讨论相结合、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传统学习与网上学习相结合、普遍学习与专题研讨相结合,通过这些“形式”,让读书活动与兴趣爱好相连,与学习思考相连,与交流探讨相连,与充实自我相连,不断增强读书活动吸引力。

部分领导干部读书、荐书一览

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汪洋把《世界是平的》从北京中央党校带到重庆,又带到广东。早在2007年初,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将该书作为“寒假作业”布置给重庆各级领导干部,并提出要求“多一点读书学习,少一点吃喝应酬”。

薄熙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赴重庆任职后,薄熙来向重庆官员推荐学习他在商务部时组织编写的《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五本书,将之作为重庆当地干部的“现代经济知识简明读本”。

卫留成(海南省委书记)

2004年,卫留成向海南的厅局长和县市长们,发出了一份特殊的春节礼物———《致加西亚的信》,这本书事实上是新上级对当地官员们的批评。卫留成希望“把企业优秀的执行文化融入政府以民为本的本质要求之中”。

梁伟发(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

梁伟发在很多场合提倡多读书、读好书。去年12月,广东全省地级以上市公安局局长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会议召开,梁伟发在会议上向与会人员赠送了《细节决定成败》一书。他希望全省公安机关能够从小处着眼,把事情做细、做实。

周镇宏(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货币战争》和《货币霸权战争》,这是周镇宏曾经认真读过的两本书,读后他对金融危机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周镇宏说,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诸多启示,处理不好就会出问题。

徐少华(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

徐少华工作之余读完了四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对于这样一部历史小说,徐少华在阅读时,翻阅了《明史》进行对照。徐少华说,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历史是一面明镜,看了这部关于历史改革人物的小说,有很多体会。

宋海(广东省副省长)

在2008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副省长宋海参加南方网访谈时,专门推荐过《广东九章》。宋海说:“如果你不了解当地文化,那你去做一些事情就会事倍功半；但如果你了解了,符合当地情况,效率就会高一些。”

正如《倡议书》中所言:博闻好学,开阔视野；紧贴实际,敏行勤思。珠岛“读书热”正在为广东发展贡献智慧。

（2009年12月15日《南方日报》）

近年来，国民阅读状况始终牵动着人们的心。4月22日，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发布，继2007年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较上一年增长0.1个百分点后,2008年比2007年再增0.5个百分点，为49.3%。尽管，这一数字较之1999年的60.4%，甚至2004年的51.7%都还有差距，但已走出2005年、2006年以来的谷底。人们期待着，国民阅读就此摆脱连年下跌的趋势，步入稳步回升的轨道。

人们还记得，2009年2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政府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充满感情的话语——我愿意看到人们在坐地铁的时候能够手里拿上一本书，因为我一直认为，知识不仅给人力量，还给人安全、给人幸福。多读书吧，这就是我的希望。

总理的希望，也是全体国民的共同期望。

2006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全民阅读活动的支持力度。今年4月5日，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再次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做好全民阅读活动的通知》，助推全民阅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属于本地区的读书活动，有400多个城市及部分农村开展了“读书节”、“读书月”活动。“读书游园”、“晒书大会”、“图书漂流”、“经典诵读”个个异彩纷呈，“农家书屋”、“市民书屋”、“手拉手红领巾书屋”、“职工书屋”、机关读书会家家红红火火。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把亲近图书、享受阅读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让书香飘入共和国每一个角落

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成年人阅读图书的主要来源首先是“自费购买”，选择比例达68.0%，其次是“向他人借阅”，占51.2%，而“到图书馆借阅”只占19.4%，而且在这一项中，城镇人口比例明显高于农村人口。

仔细分析这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公共图书馆建设，尤其是农村基层图书馆建设，仍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了补强这一“软肋”，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逐步将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纳入公共文化建设领域，使其在促进“全民阅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8年春节，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国家图书馆取消了一系列收费项目，从入门到阅览一律免费；与此同时，北京从市属到各区县图书馆以及少儿图书馆等24家公共图书馆跟进，免费向市民敞开大门。在浙江，为了推动“全民阅读”，省财政对浙江省图书馆给予全额补贴，达120万元；在深圳，深圳图书馆在全国首创的“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于2008年投放使用。

在广大农村，公共图书馆体系的建设并非朝夕之功。为了将书籍尽快送入每一个农户，党和政府将“农家书屋”建设列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仅2008年，中央财政就支出6亿多元专项资金投入，截至2008年底，全国已建成“农家书屋”5万余家，预计到2009年一季度结束，全国将建成“农家书屋”9万家。据悉，在未来几年中，“农家书屋”还将以几何数量增长。

不仅如此，各地还在不断探索农村阅读的新路，将读书活动与“农家书屋”建设、农民致富等问题结合在一起，让阅读在农村真正扎下“根”。

在北京通州区，农民老大爷在演讲比赛中战胜年轻大学生一事传为美谈——一位60多岁的农民老汉，用风趣、幽默的语言，讲述了农民利用“益民书屋”里学到的知识解决日常生活难题的故事，一举压倒“大学生村官”获得演讲比赛一等奖。“益民书屋”自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等六部门在2005年推出以来，如今在京郊已建成近1000家，每个书屋都配备书刊、音像制品、电视机、DVD等。演讲中那些趣味盎然、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就发生在“益民书屋”，农民兄弟收获的，是阅读的快乐。

在江苏，省政府把举办“农民读书节”列为年度重点工作，分解落实，并把全省的农民读书节与南京市读书节对接，让市民、农民一同感受书籍的魅力。

在城市、在乡村，让书香飘入共和国每一个角落，已经不仅仅是所有人的心愿，而是扎扎实实的努力。

让阅读成为陪伴孩子一生的习惯

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87.7%的学龄前儿童喜欢自己看书或听家长给自己读书。保持孩子们对阅读的兴趣，并将其转化为保持终身的日常习惯，当成为建设书香中国的根本。

今年4月16日，新闻出版总署连续第六年公布了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书目，作为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并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

引导青少年儿童多读书、读好书，是全社会的共识。

2008年，吉林省长春市举办了首届“未成年人读书节”，“推介百部优秀图书”、“爱心传递图书交换”、“与家长一起读书”、“百种千部图书漂流”等一系列活动，让阅读浸润孩子们的心灵。上海十余家少年儿童报刊、出版单位以及社会热心于推广儿童阅读的人士则组织起了“上海少儿读物促进会”，这个集儿童图书报刊评介、阅读指导、专业培训为一体的公益机构，组织沪上优秀作家、插图画家、翻译、教师走入校园、走入社区、走入家庭。

家长永远是引领孩子进入阅读天地的第一任导师，他们有责任为孩子们打造美好的书香世界。令人欣喜的是，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有55%的家庭平均每天家长陪孩子读书时间在20分钟以上,同时,随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陪孩子读书的时间有增加的趋势。

让纸质阅读与数字化阅读相互补充

新技术的运用和网络的普及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成年人群中，上网率为46.7%。其中，上网阅读信息者占45.7%，上网阅读报刊者占17.6%。虽然与纸质阅读有所区别，但网络阅读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阅读形式。

是拒绝这一阅读方式的变化，还是主动应对变化？

2008年6月，江苏省公布了《江苏省第一届中小学网络读书活动方案》，组织者在网站上提供百种中外经典名著目录，孩子们将读书感受通过网络上传，通过公开评选及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出优秀的读后感作品。这一次网络与纸质图书的“亲密接触”，为拓展阅读形式，扩大网络阅读影响力开辟了一个颇具创意的方式。

第九届深圳读书月更是首次纳入网络阅读，给校园网络文学以更多的关注，而深圳图书漂流活动更是以网络为重要载体开展。别出心裁的“中国网民读书节”也在网络传媒的推动下应运而生。

4月23日，又一个“世界读书日”，2009年的“全民读书”将在这一天出现新的高潮，继而，4月25日,第19届全国图书博览会将在山东华彩亮相……书香中国，是一个永远年轻的话题。

（2009年4月23日《光明日报》）

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寄托我们民族未来希望、作为今后国家建设中坚力量的中国当代大学生，他们课余的阅读状况如何呢？

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编辑出版系梁春芳教授曾组织学生，对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杭州地区16所高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阅读状况进行了调查。巧合的是，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辑出版系余皓明教授也组织学生，对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广州大学城10所高校的学生课外阅读情况做过问卷调查。这两份来自我国东南沿海城市的调查报告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阅读状况。调查显示：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上网，上网时间超过了读书的时间；超过六成的大学生阅读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兴趣爱好；他们喜欢阅读文学名著，认知阅读的重要性，但又困惑于不知道读什么书和不知道怎么去读书。

读不读

网络阅读挑战传统阅读

629份的回收问卷，显示杭州地区16所高校的学生课余时间主要用于上网和阅读书报刊，两者的比例分别占81.7%和51.5%；平均每天课外读书时间，半小时至2小时的占84%，4小时以上不足6%；每学期读书的数量，1-5本的占68%，0本的占4%。

500份广州地区的调查问卷说明，76%的学生课余时间用于上网，时间在1小时以上的超过7成；43%的学生平均每天阅读时间在1小时以下，只有15.4%的学生平均每天阅读时间在2小时以上；每学期阅读1-3本的占46%，阅读4-6本的占25.4%。

余皓明：这些数据说明，网络是大多数学生课余生活的主要内容。由于网络的多功能优势可以满足他们各方面的需要，学生的课余时间被网络夺走，使得他们在有限的课余时间里对纸媒的阅读时间减少。不过，从上网的目的看，查阅资料的人数比例最高，说明学校图书馆的部分功能已被网络取代。同时，利用网络作为辅助性的学习工具，上网查阅资料实际上也是一种阅读的延伸。从读书的目的看，大学生阅读是相对独立自由的。

陈德弟（南开大学教授）：总体来说，大学里博士读书的比硕士多，而硕士读书的比本科生要多。主要是由于现实就业和四六级英语考试的压力，大学生太过功利，只要能找到好的工作，有的学生被保研也不愿意读。其次，名牌大学，如进入211工程、985工程的高校中，读书氛围要比地方院校好多了。

荣方超（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硕士研究生）：阅读在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原因在于专业学习的需要、获取资讯的需要、兴趣休闲的需要。同时，学校图书馆提供了丰富的图书资源，高校有较好的阅读环境。第二，大学生的阅读结构主要由专业书、经典作品、畅销书组成。由于课堂讲习、论文写作的需要，须广泛粗略阅读大量专业图书，同时聚会聊天或者休闲又需要阅读一些流行时尚的图书，如文史青春类畅销书。

读什么

阅读经典提高人文素质

广州的调查显示，超过5成的学生喜欢阅读文学名著，比例超过了名列第二的专业书的阅读，位居榜首。69.8%的学生认为经典阅读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但阅读5本以下的人数占了32.7%，阅读6-10本的人数占37.6%。杭州的调查中，文学阅读里排在前三位的是经典名著、青春文学和散文，此外依次是玄幻小说、武侠小说、评论和诗歌。

余皓明：为什么会出现认为经典阅读重要、却读之甚少的情况呢？主要原因是：晦涩难懂；内容与时代脱节；专业更重要；没有兴趣。我认为，经典本身属高端读物，需要有阅读的兴趣和较强的阅读能力，还要有一定的阅读心境。曲高和寡，故读的人自然就少。另外，要使学生对经典阅读感兴趣，首先要解决他们阅读的障碍，对于那些内容难懂的经典，需要有高质量的辅助读物，如“今译”或“导读”之类。在这方面，央视“百家讲坛”对经典普及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启示。还有，要挖掘具有鲜活思想文化资源同时又富有时代气息的经典向学生推荐，如毛姆的《小王子》、《人性的枷锁》等，这样，才能提高大学生阅读经典的兴趣。同时，我一直认为，阅读是一个生态系统，它包括国家和相关的行政部门、高校、出版产业、阅读者等多个子系统，假如我们只是要求这个大系统中的某个子系统——阅读价值链的终端——大学生应该如何如何，那是不太现实的。更为可行的办法是，价值链上的各种力量要协作整合。环境决定心理，心理决定行动。容易受风尚的影响是大学生的特点之一，如果在国家与出版业、高校的共同努力下，校园阅读成为一种风尚，使学生感到阅读是一种时尚，不阅读就是“老土”时，那么，阅读就可能就会变成一种需要，一种“悦读”了。

庞雪晨（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科学技术史专业博士生）：我认为，更早接触到情感诉求的90后进入大学后，所选择读物的故事内容会更加开放，以满足他们对成年人多元情感冲突的猎奇和完成他们对自由独立向往的现实性追求。另外，对于渴望提升自身素质的大学生，无疑会选择经典性、传奇性的读物，例如对于丹、余秋雨等文化学者普适作品的阅读，可以使大学生在短时间内有效完成自我知识结构重塑，以满足他们在同龄人群体生活中自我展现和自我认同的特殊心理成长需要；有的还会阅读具有传奇性色彩作家的著作，例如女生会阅读张爱玲、波伏娃、杜拉斯等女作家的传世佳作，这十分符合处在角色转变中年轻女性的阅读心理，从已有知识中寻找自己未来的路。还有，作为时尚休闲类书刊的选择，如《花溪》、《南风》或一些与港澳台青春电视剧的紧密相连的纸质出版物，只会在大一大二时作为一种兴趣的延续而得到购买，但这样的阅读兴趣逐渐会随着年龄和社会阅历的增长而被淡忘在记忆中。

总之，大学生群体特点是心理变化具有跳跃性、求知性、交替性、猎奇性，自然造成选择时的困惑和迷茫。这主要源于阅读外在选择与内在心理需求的不统一。外在选择可能来自群体压力、媒体宣传、课堂延伸、反复听闻、图书馆藏书等，而内在心理却要求阅读达到某种效果或目的。我觉得这种由大学生复杂激烈的心理变化引起的具有强烈目的性的阅读反而会造成阅读效果的不明显，产生从已成知识中寻找答案的预期失落。在这一过程中也许大学生们会问，我们读书有用吗？能解决实际问题吗？而正是这一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阅读心态往往就会造成大学生阅读市场的萎缩。

除此之外，学校图书馆的书可能往往不是学生想读的书，年代久远、专业性强都呈现出无趣或严肃的气氛。图书馆的购书系统与大学生的现实需求脱节。我分别在杭州、昆明、太原的三所大学就读，可以确定的是这三所学校的图书馆征订工作都没有做过大学生阅读需求调查，尽管在网站上都有与读者交流的通道，多是形同虚设。针对这个问题，应该以学校或学生会为主体促成大学生的阅读需求的主动表达和切实解决。

朱瑞珂（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对于我和周围的同学来说，现在读的书主要包括专业书籍、职场类图书、网络热门小说。读专业书籍，一是学业需要，兴趣所在，二是为了考试和考证，这种原因下我们更能够集中注意力、高强度地看书。读职场类书籍则是为了获取做人做事的启发，思考职业发展途径，认识社会。读网络热门小说，主要是一种休闲娱乐，是平时放松的方式之一。

怎么读

大学生需要阅读指导

来自广州高校的调查显示，不知读什么书和不知怎么去读书的人数分别为39.2%和33%。而来自杭州高校的调查显示，在阅读中最主要的困惑是不知道读什么书和不知道怎么读，比例分别是46.4%和31.8%。在是否需要专家导读调查中，55.8%的学生认为很需要和比较需要。

梁春芳：这说明交流图书资讯和加强专家导读是大多数学生的需求。我在浙江工商大学连续7年开设了“畅销书与阅读时尚”选修课，学生人数从最初的不足40人扩展到现在的120多人。

我在调查中还发现，85%以上的学生认为目前一些媒体发布的畅销书排行榜单对大学生阅读引导作用并不大。这些畅销书好似一块大蛋糕，看上去可以“通吃”，比较适合大众阅读的口味，但对大学生来说，很难满足这个读者群体的兴趣和阅读愿望。目前我国出版业在设置图书产品线时已经非常注意读者定位，但在图书销售、宣传及阅读引导方面还处于一个一块大蛋糕“通吃”的状况，还有待出版界和媒体通过共同努力加强阅读指导。

徐雁（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政协常委、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其实，“书香社会”只能是一个文学好书飘香的社会，“学习型社会”要以文学阅读和推广为人文基础。培养大学生的人文情怀，必须重建文学阅读的优秀传统和学科基础。在这方面，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大学图书馆，要行动起来，要切实让图书馆的书活动起来，藏书要以读书用书为“抓手”，“全民阅读”为“推手”，不要让它们变成“图书博物馆”或者“大机房”。如可进行“漂流一批小说，收获一片书香”读书征文活动、“同读一部好书，同看一部影视剧”的“大阅读”心得演讲比赛。而“万物皆书卷，天地阅览室”，让大学生多读“无字之书”，还可以有创意地开展职业主题书刊阅读教育活动。如医药学类的院校，不妨进行“药王、医圣故里行”主题教育活动等。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没有铁肩与妙手，怎能担当大道与书写锦绣文章？阅读是获取知识、发展心智的重要途径，大学生的阅读状况关乎他们的综合素养及能力。新时代的大学生，要在阅读中做到“左书右网”两手“硬”，才能从信息世界中获得知识、学识、见识和胆识，“读书方恨知识浅，观海乃觉天地宽”！

（2010年4月24日《光明日报》）

2010年春天，我们迎来了第十五个“世界读书日”。4月23日这天，是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诞生和去世纪念日，也是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的忌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择这一天作为“世界读书日”，使阅读具有了一种神圣的意义。阅读是掌握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手段，是了解世界、开阔视野的智慧之门。联合国设立“世界读书日”，就是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去发现读书的乐趣，体现了当今世界对通过阅读传播知识、创造知识的高度关注。

一个民族思想基础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离不开阅读,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建设更离不开阅读。阅读可以提高个人修养，涵养民族气质,影响一国走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使我们突破空间的束缚，思接千古，视通四海，让思想纵横捭阖，使民众更加睿智。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爱读书的民族，囊萤映雪、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的故事至今耳熟能详。“人不读书，其犹夜行”，阅读伴随着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培养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也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总体文明程度和创造能力。阅读的作用虽不立竿见影，但却能滴水穿石，它让我们在文化上、心理上具有更强大的力量。

倡导全民阅读，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化作为软实力，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标志之一，国民阅读力作为文化软实力的基石，不仅反映出社会的精神面貌，也直接关系到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强弱。实现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需要公民素质的极大提高，公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社会阅读的普及、书香社会的建设。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建设浓郁的书香社会，将会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中华民族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图书馆是一个致力于知识和信息的社会性传播的公益机构，也是参与和实施全民阅读的重要力量之一，是构筑知识文明大厦的一个重要支柱。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承担着传承人类文明、传播知识信息的职责，是社会教育的学校，终身学习的场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使公众在阅读中提升品质与素养是历史赋予图书馆的使命。图书馆要不断转变观念，积极创新，成为建设书香社会的一支生力军。

图书馆要做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者

书籍，保存着社会记忆、传递着人类文明，它可以融入到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和任何群体之中。在我国，它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数千年文明史，孕育出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我们要通过阅读来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来延续我们的古老文明。

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是民族文化的宝库。一个世纪以来，国家图书馆旁搜博采，广纳公私中外图籍，集典籍文献品类之大全，在搜集和保存中国文献典籍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承担了应有的历史重任，发挥了重要社会职能，使百年国图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殿堂。让广大社会公众共享文化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做好文化工作的根本目标，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我们实施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等一系列大的工程，加快了传统文献的揭示力度，使这些珍贵的善本文献化身千百，真正将这些数千年来很难见到、深藏于皇宫秘府的资料，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要不断优化调整馆藏资源类型与结构，扩大与延伸图书馆的馆藏范围，继续进行珍贵馆藏特色资源的数字化加工工作，以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为契机，建设世界上最大的中文数字信息保存基地与服务基地，形成传统馆藏和数字馆藏、实体馆藏和虚拟馆藏共同发展、互为补充的国家文献资源总库，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传承文明的历史使命。

图书馆要做公益服务的先行者

构建服务于书香社会建设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把握均等性原则。信息社会全世界都面临着信息鸿沟的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就无法让大家平等地享受知识资源。图书馆是一个面向广大社会服务的公益场所，作为党和政府向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而进行的一种制度安排，图书馆在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保证公民自由、平等获取各种文化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便利性、均等性、普惠性的重要窗口，是向每一位公民敞开的终身学习的殿堂。

图书馆应当坚持公益性的服务原则，秉承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加强各级各类图书馆建设，充分利用正在建设的国家数字图书馆的阶段性建设成果，加快数字图书馆服务的全社会覆盖，向社会提供普遍均等的信息服务，保障读者公平、自由获取文献信息的权利，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以开放的姿态，向社会提供普遍均等的信息服务，使数字图书馆成为在网络时代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尤其要关注对偏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信息服务，为文化资源匮乏地区注入新鲜血液，在今年实施“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的基础上，实施“全国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向全国提供跨库无缝集成服务，为全民读书提供有益的指导。

此外，图书馆应当不断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实施新兴媒体数字图书馆服务计划，提升图书馆的管理、业务建设和服务水平，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渠道，为公众提供多元化服务，创造图书馆服务与用户空间的有机融合，为用户提供到身边、到桌面、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要做全民阅读的领航者

图书馆是书之渊薮，也是读者集中阅读之地，交流之地。图书馆应当加强在读者阅读方面的导向作用，培养全社会的阅读习惯，共建书香中国。

图书馆要成为知识的导航员。“为人找书，为书找人”是图书馆员的重要责任。面对浩瀚的信息与知识海洋，人们往往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与知识。图书馆要给读者创造一种宽松、安逸、可以激发创造性的阅读环境，要紧跟世界图书馆发展的前沿，对业务流程不断进行整体优化，要考虑如何方便读者阅读，让读者能够便捷地借阅到他所需要的图书。图书馆员需要具备较高的思想文化素质，要不断提高专业技能，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为社会公众的自我学习提供优质的知识与信息导航服务。

图书馆要成为好书的推荐者。现在，图书出版呈“爆炸”之势，而书的质量却参差不齐，导致“开卷”未必“有益”。图书馆有责任向读者推荐好书，尽量使益于社会的书得到推广，从而造福社会，益于读者。国家图书馆2004年设立了“文津图书奖”，以引导读者的审美趣向与文化消费，进一步培养全社会的阅读习惯，鼓励作者写好书，出版社出好书，读者读好书。

图书馆还要主动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下进一步拓展社会教育职能，更深入地营造社会读书的良好氛围，想方设法激发读者的阅读愿望与激情，通过创新服务，通过组织讲座、咨询、展览等形式积极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教育活动满足社会公众的阅读需求、信息需求、文化需求和知识需求，对读者进行有效的阅读引导。

图书馆要做优质资源的建设者

随着信息科技和生活方式的飞速发展，图书馆对读者的服务内涵和形式正在发生变化。图书馆是知识和信息的集散地。面对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面对信息化、网络化的阅读环境，图书馆应当围绕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丰富馆藏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要提高信息的收集、组织、加工与服务能力，利用新的知识组织工具，对信息资源进行深入挖掘与知识发现，形成一个有机、优质的知识网络，为人们学习知识、了解信息、提升自我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优质便捷的学习资源。

此外，不同系统、不同地域的图书馆之间应当加强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重点整合全国公共图书馆与国家数字图书馆的优秀数字资源，不断创新方式和手段，在完善阵地服务的同时，重点向异地远程服务延伸,从而在全国形成一个分级分布的文献保障体系，以多样化的服务渠道和便捷高效的服务方式，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服务，为书香社会的建设提供强大的资源支撑。

春天是个播撒希望的季节。万物复苏，生机勃发。图书馆应当携手共进，担当起建设书香社会的重任，成为一支倡导阅读、服务于学习型社会的生力军，鼓励多读书、读好书，为全民阅读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使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在阅读中提升品质与素养，提升民族竞争力。让我们一起倡导阅读，读书求知，传承民族之气，共铸民族之魂。

（2010年4月23日《光明日报》）

“可别小瞧这些小苗苗，几个月以后就全变成金蛋蛋了！”日前，在陕西省彬县义门镇高渠村农业示范基地，该村村主任池万儒一边给自家温室大棚里的“礼品西瓜”育苗施肥，一边高兴地给记者盘点起村里这几年的变化，“村里川地多，以前乡亲们只会种些玉米、小麦，一年忙到头每人也就挣个二三百块钱，现在好了，自从县政府和杨凌职院结了亲家，县里补贴农民现钱，职院提供专家技术，帮俺们建起了蔬果大棚，乡亲们就富裕多了，平均下来每人每年都能挣到近万元哪！”

和高渠村一样，在陕西凤县、甘肃永登县等百余个杨凌职院的联姻县，类似的惠农农业示范基地还有很多，而这些都只是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实施“百县千企联姻工程”的一个缩影。

模式——百县千企搭台解“六难”

1999年，在国务院启动实施杨凌科教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杨凌农、林、水3所行业对口的国家重点中专合并组建成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根植于国家唯一的农业示范区，作为一所涉农高职院校，虽为省属院校却远离省会，虽在杨凌却隶属教育厅，学院建立伊始便遇到了建构高职教育理念难、教育教学改革难、企业深度参与难、双师教学团队建设难、学生顶岗实习难、毕业生就业难等“六难”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领导通过广泛调查研究认识到：职业教育必须依托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力量、生产设备和实训场地，才能完成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尤其是农类职业院校，还必须依托地方政府的支持，使学生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得到实践锻炼，才能服务现代农业和“三农”。

为此，学院于2007年策划并启动实施了“百县千企联姻工程”。该工程根据行业企业岗位不同特点，以社会需求为己任，利用学院和农、林、水3个厅的共建优势及杨凌示范区的区位优势，结合学院在生产实习、招生就业、外事接待、校友联谊等渠道建立的联系，以现有的校县、校企合作基础为平台，选择与学院开办专业密切相关的县（区）政府、企业为联谊点，按照以专业为纽带，系部抓实施，县乡作协调，需求为基础，学校、政府、企业、学生四方受益的原则，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用3年左右时间，建成了融省内外100个左右县、1000个左右企业的联谊会，使全院每个教学系合作面平均达到了10个县、100个企业，每个专业合作面平均达到了2个县、20个企业。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朝晖说：“依托‘百县千企联姻工程’搭建的开放平台，学院不仅创新了人才培养模式，极大推动了学生顶岗实习和毕业生就业，还有力促进了‘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建设，提升了服务社会的能力。”

以学校的园艺技术专业为例，与陕西秦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联手，学校的专业教师和相关县企的专业技术人员一起，取长补短、合作教学；而顶岗实习的学生也被分到村、下到户，岗位落实到示范园，通过反复练习掌握疏花疏果、果实套袋等一系列专业技能，不仅服务了学生顶岗实习所在的农户，也使学生掌握了扎实的技术，毕业时能优先被合作企业录用。

从质上和量上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紧密合作为学院学生顶岗实习提供了有力支撑，学院半年以上顶岗实习学生比例由2006年的39%提高到了如今的100%，其中“百县千企”合作企业接收实习学生占到80%以上。2007年、2008年、2009年，学院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分别达到96.84%、96.9%、97.39%，有80%以上的毕业生到合作企业就业。

效果——发挥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

作为“百县千企联姻工程”的提出者，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曹毓刚对学院的经验颇有心得，“其实就是要找准学校与政府和企业的利益结合点，号准他们需求的脉，合作才会深入和持久。”曹书记介绍说，结合农业院校服务对象规模小、经营松散、企业化程度低、组织困难等特点，学院积极探索其方方面面的需求，完善和创新了基地示范型、专家大院型、科技包村型、技术服务型、企业带动型等五种产学研合作模式。

为适应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学院近3年投入3亿多元，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内涵建设，不仅建成了国内一流的水工实训大厅、设施精良的测绘仪器室等一系列先进的实验实训场所，还着力打造出鲜明的办学特色，形成了以国家级重点专业建设为龙头，以省级重点专业、院级重点专业建设为支撑的三级专业和课程建设体系，使重点专业建设更加贴近陕西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更加突出。

融合——架起校企合作的立交桥

陕西彬县是最早与杨凌职业学院展开校县合作的县。“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我们有‘三农’方面的需求，而杨凌职业学院正好瞄准了我们的这个需求，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帮我们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彬县副县长燕三全感触颇深。

县里联合学校在该县小章镇等地建立了农业科学综合试验示范基地，建立了科技服务体系，狠抓农民技术培训，帮助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普及推广实用技术，先后将“小麦地膜覆盖栽培试验研究”、“旱地烤烟配套栽培技术推广”等49个旱地农业研究和推广项目集中在该基地实施，还形成了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引进、优果工程、生态农业、设施栽培、旱作农业和山川秀美6个功能协调、各有特色的示范区，极大提升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层次，使农科教结合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新的突破，在陕西被誉为“小章经验”。据统计，小章镇农业总产值由2001年的4292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823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也由2001年的1357元增加到2009年的4448元。

“校县合作搭台、工学结合切入、五种模式运作、育人服务双赢”，就这样，杨凌职业学院架起了农业高职校企深度融合的立交桥，走出了一条农业高职院校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新路子。2009年，学院通过教育部、财政部验收，成为国家首批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目前，受陕西省教育厅的委托，学院又承担起组建“陕西省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牵头学校的重任。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杨凌职业学院校企合作的明天会更美好！

专家观点

培养好人才更有利校企合作

高职教育怎样才是“有所为”？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始终明确自己的定位，即办学的第一位是人才培养。关于高等教育的功能，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其实都是围绕人才培养转的，科学研究是为了给人才提供参与科研、培养科研能力的机会，社会服务是为了给人才提供融入社会、了解社会的舞台。而最终，高校完成了人才培养的任务，同时实现了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功能。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的成功正在于此。学院通过着力打造出鲜明的办学特色，形成了以国家级重点专业建设为龙头，以省级重点专业、院级重点专业建设为支撑的三级专业和课程建设体系。如果离开了人才培养，所谓的产学研合作模式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于推进校企合作，高校应始终坚持自身的办学理念，这才能让校企合作在为学校人才培养服务中达成校企的双赢，而不至于让双方在校企合作中迷失。

（2010年3月19日《中国教育报》）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校2010年学术活动月启动立 4月21日下午，西校区图书馆报告厅花团锦簇、座无虚席，2010年校庆学术活动月启动仪式隆重举行，校长刘洪一、副校长杨润辉出席了启动仪式，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林有能应邀出席仪式并作了“千年禅圣——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智慧”专题报告。

在启动仪式上，校长刘洪一致词。他说，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近年来高举科研强校的旗帜，把具有高职特色的科学研究作为新的增长点，科研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以应用性研究为特色的科研总量已经在全省110多所院校中进入前十几位，专利拥有数保持在前8位，高职模式的科学研究已初见成效，这与各级政府、上级主管部门以及企业行业的大力支持和全校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指出，第二届学术活动月将邀请国内外各个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来学校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这些专家学者涵盖了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科领域，此类活动将在学校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他最后强调，时值中外文化交融、学校二次创业之际，学校在加强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的同时注重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加强人文传播，更好地培养学生。

本届学术活动月从4月21日至5月21日历时一个月，邀请了国内外约30位专家学者来校开展报告会和讲学，围绕产学研合作、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学术研讨会三个主题组织开展专题报告会22场、讨论与交流会7场、项目报告会7场，将为广大师生提供丰富多元的精神文化和科学知识。

（科研处郑艳）

（摘编自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网站http://www.szpt.edu.cn/xwzx/xyyw/4187.shtml）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学院启动“博闻讲坛” 王海平院长作首场讲座 4月16日，院团委在大礼堂举办“博闻讲坛”启动仪式暨开坛首场讲座。院长王海平、党委副书记何明出席本次活动。各二级学院党委副书记、学工办主任、分团委书记、学工干部，辅导员、班主任老师、学生代表共75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王院长和学生代表王聪同学共同启动了博闻讲坛。

何书记在启动仪式上致辞，他指出：举办“博闻讲坛”的目的是针对高职人才的素质需求，进一步加强我院校园文化建设，活跃校园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博闻讲坛”将通过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企业领袖、行业精英、首都高校的优秀青年学生等优秀人才来我院给学生进行各类精彩讲座，为学生提供科技文化大餐，从社会科学、经济、文化、科技、管理等不同方面教育引导和启发我院学生成长成才。希望学院团委等相关部门以及二级学院重视此项工作，积极筹办“博闻讲坛”，面向广大学生开设高水平的讲座，服务学生的成长成才，真正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希望广大同学积极参与，聆听大师和优秀人才的报告，博学多闻，勤奋学习，努力成为适合社会需要的“四强职业人”。

王海平院长以“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及其对高职人才的需求”为题，为“博闻讲坛”作首场讲座。王院长对首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厚的理论思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两个小时的讲座中，王院长分析了首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对高职人才的需求，希望同学们养成吃苦耐劳的品质，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认真学好专业技能，成为适合首都经济发展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王院长的讲座深入浅出、生动精彩，赢得师生的强烈共鸣，对首都经济发展形势和高职人才培养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对未来的就业前景充满了信心。

（团委）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网站，http://www.dky.edu.cn/dae/infoSingleArticle.do?articleId=12022 ）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学院召开教师座谈会为深入了解学院教学一线工作运行情况，进一步推动学院的改革与发展，学院近期分别在科技工程学院、亦庄校区、汽车工程学院组织召开教师座谈会。

座谈会上，教师代表畅所欲言，分别就学院的教学、科研、管理、专业建设、社会服务、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学生管理、教师待遇与发展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党委书记赵文、院长王海平在会上认真听取来自教学一线教师的发言，并对一些问题进行现场解答和说明。

王院长在讲话中指出，座谈会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学院领导进一步了解了教学一线的运行情况及教师工作情况，对大家的工作现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加深了对学校运行状况的基本判断。对于教师反映的普遍问题及意见，学院将采取相应措施认真解决，努力形成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得到优先保障的运行管理体制。

赵书记在会上就示范校建设验收与辐射，“十二五”规划的研讨制定，加大专业整合力度，干部聘任，加速亦庄校区建设及与开发区对接融合等今年学院的重点工作，与教师代表进行了沟通交流，希望大家在学院发展建设中积极发挥才干和作用。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网站，http://www.dky.edu.cn/dae/infoSingleArticle.do?articleId=12017）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我院正式启动大学生创业街合作建设项目为进一步激发在校大学生的学习、创业热情，优化学院资产结构，我院正式启动了大学生创业街合作建设项目。

2010年2月4日，湖南农大金农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元及公司高管一行7人来到我院，在学院招生就业处会议室隆重举行了“大学生创业街合作建设项目签字仪式”。学院党委书记王宇、院长方向阳、纪委书记曹太益及相关处室领导出席了本次签字仪式。

仪式由学院纪委书记曹太益主持，湖南农大金农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元和学院院长方向阳分别代表合作双方签字，公司董事长徐元和学院党委书记王宇分别作了讲话。徐元董事长对本项目的前期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学院为此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公司将积极支持本项目的建设，认真履行协议，确保项目建设取得预期的成果。王书记对经过双方共同努力而达成协议表示祝贺，并指出合作双方应精诚团结，加强交流与沟通，共同履行协议，实现双赢。

（宣传统战部）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http://www.hnbemc.com/web/show_news.asp?nid=471&type=news ）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院团委积极组织全院同学参加湖南省第四届“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 3月12日，我院选送了13件作品参加了湖南省第四届“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其中：植物科技系6件，动物科技系2件，管理系2件，人文系2件，人文系、管理系、机械系合作作品1件），来自管理系的两个团队还参加了此次“挑战杯”的会徽设计。据悉，“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和地方政府共同主办，国内著名大学、新闻媒体联合发起的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的全国竞赛活动。竞赛分两个并列项目，一个是“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另一个则是“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这两个项目的全国竞赛交叉轮流开展，每个项目每两年举办一届。一般每年上半年为省级竞赛，下半年集中举办全国终审决赛。自1989年首届竞赛举办以来，“挑战杯”竞赛始终坚持“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接挑战”的宗旨，在促进青年创新人才成长、深化高校素质教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广大高校乃至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被誉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奥林匹克”盛会。上级团学组织对“挑战杯”竞赛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已成为共青团的经常性工作，学院团委正逐步建立长效机制。此次是我院首次参加全省“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2009年，我院动物科技系李兴海同学在第十一届“挑战杯”竞赛“世博会”专项竞赛中获得省级三等奖。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网站，http://www.hnbemc.com/web/show_news.asp?nid=484&type=news ）

4年前，每当别人问起“你在什么学校读书”，身为高职在校学生的蒋友军都不好意思回答。因为在很多人的观念中，考不上本科的学生才去上高职。

如今，毕业不到两年的蒋友军，超越公司众多本科毕业的年轻员工，成长为灾后重建项目的技术负责人。说起自己的“出身”，蒋友军不再遮遮掩掩，他挺起腰杆告诉别人：我毕业于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蒋友军是近年来通过高职教育改变命运的众多学子之一。在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们看来，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以下简称“示范建设”）提升了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从这个学校走出的毕业生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青睐，腰杆挺得更直了。

要办好高职，就要“及时了解企业家们在想什么”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探索校企合作的机制。

自2007年启动“示范建设”项目以来，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引入行业、企业资源，在学校建设中创造了引人瞩目的数字：新建、改建实训室49个，仪器设备投入4300万元，新建418个校外实习基地，从企业聘请了近700名高级人才担任兼职教师……

在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辉看来，这些数字的诞生，得益于学院站在行业高端审视高职教育发展。

“校企合作不是简单派几个学生到企业去实习，也不是简单把企业技术人员请到学校来讲几节课。”李辉做了一个比喻：如果把学校与单个企业的合作看作是“树木”，把学校站在行业高度与众多企业的合作看作是“森林”，那么，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的目标就是：要见树木，更要见森林。

“9＋1”论坛就是校企合作造就的一片“森林”，它给学院办学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9＋1”论坛类似于国际上的多边合作机制，是四川、重庆、贵州等西部九省（市、区）的建工集团邀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共同搭建的合作平台，每年举办一次。在论坛上，参会的企业家们和学院领导坐在一起，共商行业发展大计。

2009年，院长李辉带队参加第三届“9＋1”论坛时，许多企业家向李辉坦言，建筑行业缺少专业的材料管理、物流管理人才，企业因这类人才的缺乏而颇感烦恼，建议学院开设相关专业，以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

根据这份重量级的“情报”，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决定开办相关的新专业，将于2010年秋季开始招生。

瞄准行业风向标来办学，是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大办学特色。最近，学院又注意到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迅猛势头，筹办高速铁道工程类专业。同样，这也是在“9＋1”论坛上得到的启示。

尝到甜头后，学校领导对参加“9＋1”论坛乐此不疲。李辉说：“思路决定出路，我们要及时了解企业家们在想什么，才能办好学校。”

高层次的校企合作平台不止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到的材料管理、物流管理类专业的设置，从2009年决定启动专业建设，到2010年开始招生，时间不过1年。

为什么能做到如此快的速度？

副院长卢正解释，作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学校在专业设置上拥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就业市场瞬息万变的今天，这个速度为学院办学、学生就业赢得了宝贵时间。“这是示范建设带来的可喜变化。学院已经开办了十多个新专业。”卢正说。

事实上，像“9＋1”论坛这样的高层次校企合作平台不止一个。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看中了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人才培养实力，与学校开展了深入的合作。

比如，学校与云、贵、川、藏、渝五省（区、市）的建设厅（委）开展合作，共同推进区域内建筑职业教育的发展。学校还与四川省建筑业协会、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等14个行业协会开展共建，分享行业资源。

学校牵头的《四川省建筑工程施工工艺标准》编制工作，就是站在行业高端开展校企合作的经典之作。

为了解决四川省缺乏统一施工工艺标准的难题，学校接受政府和行业的委托，投入骨干师资106名、联合54家企业、组织166名建筑业界专业人士，编制了长达231万字、共12本规程组成的《四川省建筑工程施工工艺标准》，开创了中国高职院校领衔主编地方建筑标准的先河。

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参与，使校企合作成为学校和行业、企业的共赢平台，600多家企业与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教师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教书匠”，更要有实际操作的真本领

走进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大门，右边就是一幢气势恢宏的大楼，楼顶竖立着“工程训练中心”几个大字。相比而言，几百米开外的行政办公楼显得“寒酸”了许多，这幢建于上世纪中期的老建筑，至今还能看到2008年“5·12”特大地震造成的一道道裂缝。

学校把最好的建筑留给了学生，通过“工学结合”方式，培养他们的实战能力。

3月3日，在工程训练中心的中庭，几名工人正专注地给整排的钢管刷漆，旁边是成堆的钢模板和砖块，砖块上裹着灰色的混凝土残渣。工程训练中心负责人介绍，中心正在为新学期的实训课做准备，这些材料都是同学们在实训课中要用到的。

在这里，同学们自己设计方案、自己搭脚手架、自己砌砖、自己搭设模板，直到建成了一幢二层高的小楼，才算完成了一个作业。

在这幢呈围合状的4层大楼里，各专业同学在不同的实训室里设计、制作各种各样的作品，完成人生的一个个“处女作”：砌好第一堵墙，安装第一套楼宇监控系统……从学生到高技能人才，同学们的人生在“工学结合”的课堂上实现了蜕变。

学院经过3年示范建设的再实践、再认识，进一步凝练升华，总结出“基于施工（工作）过程的工学结合123人才培养模式”（简称123人才培养模式），即：

1个培养目标：培养面向建筑施工一线需要的技术、管理、服务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

2个课程体系：以施工（工作）工程为导向，系统构建起工学结合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课程体系；

3种教学组织形式：针对专业基础类理论性课程采用学科式课堂教学组织形式，针对专业技术类兼有理论和实践教学内容要求的课程，广泛采用多种形式的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组织形式，针对专业技能训练类课程采用实践教学组织形式。

设备工程系2007级学生刘飞记得，每个学期每门专业课都有1~2周时间是在实训室里度过的。他曾经独立设计了一个小区的电气管网图，然后在电气实训室里把其中的一部分变成了现实的产品。

老师还把刘飞和同学们带到施工现场，一边参观，一边讲解。当地质监站水电科的科长登上他们的讲台，讲了很多实际施工的案例。

这种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教学方法，被凝练为基于施工过程的课程改革，是学校按照“示范建设”要求探索出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它改变了传统的学科式教育，把各门学科的知识以施工过程为顺序进行排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针对性，是为高职学生量身定做的教学方法。

以建筑材料为例，过去这是一门单独的课程，学生学起来单调乏味。

按照基于施工过程的教学方法，建筑材料的课程知识被分散到装饰工程施工、钢结构施工、屋面工程与防水工程施工等多门课程中。而这些课程是按照施工过程的顺序来讲解的，老师讲到材料部分的时候才讲解相关的建筑材料知识。

2010届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生陈勇，至今记得课堂上的情景：装饰工程施工课上，老师结合案例，讲解了如何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合适的装饰材料，“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一点都不觉得疲倦”。

在基于施工过程的课程改革实践中，教师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教书匠”，更要有实际操作的真本领。经过不懈努力，学校“双师型”专业教师比例已达85%以上，其中不乏一批知名企业的老总、专家。

（摘编自2010年3月15日

《中国青年报》）

Literature Information